□楊瑞芳

每次回老家，在老屋廂房墻角看到那臺“上海牌”縫紉機時，心中無限感慨，莫名地親切，想起當年母親在縫紉機旁忙碌的情景，仿佛就在眼前……

在商品憑票供應的20世紀70年代初期，我只有六七歲。那時候買一臺上海牌縫紉機要160塊錢，家里只有60元，為了借到錢，母親買了二斤糕點，分別去舅舅家和小姨家各借了50元。買回來的那天午后，全家老少歡喜的場景像過年一樣。父親請了一位師傅幫忙安裝，并教母親操作。母親看著裝好的嶄新的縫紉機，愛不釋手，圍著它看啊、摸啊，又怕摸壞了它。父親也不停地問這問那，選擇將它臨窗安放，說那里“亮堂”，意思是臨窗光線好，做活方便，不費眼神，實際上多少還有一點“炫耀”的意思。

為了早一點還清欠下的100元錢，父母沒日沒夜地勞作，直到一年后才還清買縫紉機的欠款。

在沒有縫紉機之前，一家八口人的衣服，特別是棉衣棉褲和鞋子，基本上都是母親一針一線做的，只有少量外衣去國營縫紉店做。因為母親會剪裁，一到年關，鄰居都拿著布料來讓母親幫著做衣裳。那時，家中沒通電，母親白天要去生產隊里勞動，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就擺開桌子，鋪上布塊，量量、畫畫、剪剪，費眼神不說，做活又慢。

自從有了縫紉機，母親笑容多了，做活也有了精神。左鄰右舍原本自己會做衣裳的婦女也紛紛把布料拿來讓母親做。今天拿來一件，明天拿來一件，母親呢，從不拒絕。每天我們半夜醒來，還總能聽到縫紉機的響聲。每當鄉(xiāng)鄰的衣服做好后，她們總要給母親五毛、一元的，母親從來不收。現在想起來，如果那時收費的話，也許我們家會很富裕。

第二年的八月，母親對我說:“二妞，你要上一年級了，媽給你做個新書包，要好好讀書啊?！?/p>

晚上，屋子里還是很悶熱，母親找出布料，給我量了上身的高度，準備給我做個書包。她坐到縫紉機前，開始忙活。不一會兒，一個帶著翻蓋的書包就做好了。母親給縫紉機裝上了紅線，靈活地在書包的翻蓋上縫出了一個紅色的五角星。我在房間里背上母親做的書包，蹦蹦跳跳，興奮得很晚才入睡。

后來，姐姐高中畢業(yè)了，母親就手把手地教她做衣裳。自然，姐姐也成了母親的幫手。聽父親說，進入臘月后，做衣服的鄉(xiāng)親多，母親有時能干到凌晨三四點……

隨著我們姐弟就業(yè)、成家，母親使用縫紉機的次數越來越少，只是偶爾扎雙鞋墊，給開線衣褲扎邊等，借此發(fā)揮它的余熱。

如今，縫紉機已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是，看到它，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個年代，回想起一件件兒時趣事，回想起一生辛勤操勞的父母親，我們姐弟四個一定要好好孝敬他們，讓父母度過快樂的晚年時光。